县城叙事

好像是直到今年才发现我的许多爱好都与县城叙事有关。比如我喜欢工厂或废弃工厂中的人文摄影，喜欢我国的城市探险纪实，喜欢批发市场、菜市场、夜市。它们的公共性和轻微的过时感让我自动构造了一种对“有家可归”时代的温情幻想。那时人人都生活在人情社会的二舅母体系里。二舅母是餐桌上的常客，二舅母是县城的化身，二舅母是往日生活的母神。我希望我自己会死在北方小城市，就像我生在北方小城市一样。

县城叙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生造这个词汇，可能是因为刘森或者万能青年，也可能是因为包头。我常说我的稳定梦想是生活在八九十年代，而我发现我对县城生活的想象和对八九十年代的想象是同质的。而我被八九十年代反复吸引的原因几经摇摆之后稳定在也许那是我所相信的东西，不仅是我个人的东西，而能在公共场合当中蓬勃得像一大株散尾葵。我的同情有物理意义的归处，我的理想都对标着一个位置，那就是一种有答案的生活。对于有家可归时代的一种温情幻想我大规模素材于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北方县城叙事中要有金属、要有厂、要有面食、要有雪，这是县城叙事的文学典型。县城叙事是为了比喜欢的女孩高一头踩上嘎吱作响的金属楼梯上了二楼的混混小五、县城叙事是《山河故人》中死在车站古老木头椅子上的父亲、县城叙事是《江湖儿女》中没有江湖义气的斌斌。县城叙事中应该有个美女叫巧巧。《任逍遥》里有一个巧巧，《江湖儿女》里也有一个巧巧。这个名字现在想想都觉得神奇。叠字的形式是对现代性时髦概念的挂靠，巧又象征着对传统劳动女性素质的期待，一个旧秩序和新秩序交融的名字。

上世纪70年代我的姥爷被下放到清水河县劳动，我妈妈描述过清水河县劳动的姥爷说他因为没事做用钥匙的铁环串了一大串。我想，它铺在院子里必然像一条巨大的钢铁蟒蛇。那时候的姥爷应该已经全然适应了县城，他家不远处曾是北京的城墙，他也曾生活于白塔寺的钟声。后来在县城里他照样蓬蓬勃勃，制作钢铁蟒蛇，贯穿始终。迷恋这种县城叙事可能说明了中国人和故乡关系的一种形式。我听过很多东北人诉说东北，比如我妻子。我妻子诉说东北的方式连接着切肤的身体感觉，比如鲶鱼炖茄子的口感、冷风刮在脸上的疼痛、夏季柏树吸引光照后蒸蒸的清芬，然后她谈论东北的消亡。先是姥姥被推掉的平方，再是不再参与人们生活的工厂，再是“比杨花更飘荡”的同龄人。我不知道东北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抽象东北，当然也有物理性的东北，一半在五湖四海，而另一半也残余为县城叙事。在诉说夜市、诉说洗浴中心、诉说山庄，诉说社会摇、诉说美甲女孩、诉说烧烤店、诉说所有这些应该滋养维克多·崔氏摇滚的文化土壤。我自己诉说姥爷的人生时也有点像诉说一座县城。我在诗里写:

他有过许多的钢铁

许多青丝绿线的帝国春天

他有过冷森森的熔炉

和一整个白雪皑皑的青年

这种对县城叙事的钟爱至少是我作为生在小城市的北方男人和故乡之间的关系。于是，县城叙事的内指层面被我情绪化地总结成一句话:我愿意愚蠢至死。我想这句话是在是提现了语言的拒阻性，也就是陌生化，也就是张力。愚蠢至死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这个愚蠢指的就是现代生活的对立面、是相信他人、是赫鲁晓夫楼、是死工资、是凭票供应、是我作为工厂的工人、也可以是我作为一个夜市里有家小美甲店的美甲师和发廊男孩的爱情故事，是一切一切不现代而且不聪明的叙事。我愿意愚蠢至死，就是说当我垂垂老去我极其一般的原始积累跑不赢通货膨胀也没有关系，我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小中层也没有关系，只要我能回到我的精神县城，我的价值秩序没有变质我这一生就值得去过。我愿意和县城叙事里缺乏现代性的传统秩序相认。年轻时我无法这样生活，但我把这些濒临消亡的生活认作自己的祖坟。它在废弃工厂里、在旧国企大楼的蓝绿玻璃上、在手写诗集上。我永远无法洗刷县城叙事，县城里父亲出生，母亲出生。父亲去农村种地喝酒和逃避，而所有人都喜欢我长得像梅婷和小松菜奈的母亲。

在县城父亲用枪保卫母亲，在县城巧巧用枪保卫斌斌。他是假霸王，架不住她是真虞姬。北方精神县城男人我依然有着草原骨头、燕赵皮肉、围观梦想、巧巧母亲。没有县城万万不能。

有个英语单词叫hiraeth，是无法回去的故乡，无法倒回的时间，无法挽回的故人。县城叙事就是我的hiraeth，或者不只是我的hiraeth。我也想杀死伤痛，让那恩怨有始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