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萧衍素来推崇佛法，但他并没有只限于对佛教表面的崇信行为，亦着力于对佛教典籍的整理、佛教义理的深入研究和推动佛教的中国化，对汉传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他组织僧众译编佛教典籍。扶南僧伽婆罗曼陀罗受命译经，由宝唱、慧超、僧智、法云等中国僧人协助，译出了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经十一部三十八卷。
梁武帝还命僧众整理编撰佛教著作。宝唱等人因而将佛教书籍整理出书目，将繁杂的佛教知识进行梳理，摘抄要点，汇集专题，以方便学习和查找，因而有众经要抄并目录八十八卷、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四卷、经律异相并目录五十五卷、众经饭供圣僧法五卷等等，不胜枚举。
对当时著名的佛教学僧，梁武帝都十分崇敬，给予很好的待遇，法云、慧超等人还被梁武帝请为“资给优厚”的“家僧”。
梁武帝自己也有大量佛教著作，除去只余篇目、今已不存者，现存的仍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架经硫序、卷十、大般涅槃经集解卷一，等等。
梁武帝还常常设无遮大会，并亲自讲经说法。史上有明确记载的讲经，有梁武帝在中大通三年(公元年)十月在同泰寺为僧俗信徒讲大般涅槃经；十一月又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大通五年在同泰寺讲金字摩诃般若经；中大同元年年在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等等。
关于梁武帝，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传说，就是梁武帝会见过禅宗的初祖达摩。菩提达摩是南天竺人，传说是南天竺国香至大王的第三个太子。
出家得道后，他于梁武帝普通八年泛海达于南海。听说他的到达，梁武帝派遣使节迎请他到了金陵。在金陵，梁武帝和他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梁武帝那时候正积极奉佛，颇有成绩，于是颇为自负地间达摩：“朕一生所有造寺、度僧、写经，不可胜数，弘扬佛法，应该算有什么功德？”
达摩却回答说：“没有功德，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只有人乘和天乘的结果(不是罗汉、菩萨乘和佛乘),这种结果的起源仍是烦恼而生的因缘，功德也就如同影子随着形体，看来虽有，实在没有(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梁武帝很惊异，急忙问：“那如何是真实功德呢？”
达摩回答：“清净的智慧，微妙圆融，本体空寂，这样的功德，不是绝对不是世间上有为之法所能求到的(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梁武帝又问：“什么是佛祖圣人的第一义谛呢(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却说：“这个世界廓然浩荡，本来就没有什么圣贤(廓然无圣)。”
连佛祖也否定，梁武帝有些生气，又说：“那我面前这个人又是谁(对朕者谁)?”
达摩却说：“我不认识。”
梁武帝始终无法理解达摩所说的无智、无得、无我的禅学思想，达摩感到此地不宜久留，于是不辞而别，渡江去了北魏。传说他是一苇渡江，就是折了一支苇叶扔在江面，踩着苇叶渡过了长江。
而梁武帝对他离开本不以为意，但当他将他们的对话告诉了宝志大师，宝志说达摩说得很好，梁武帝才后悔了，派兵去追达摩，也未能追上。后来达摩在少林寺旁的一个山洞里面壁九年，最后传法慧可，成为禅宗的初祖。
在推动佛教中国化的方面，梁武帝贡献甚多。例如梁武帝发展了汉传佛教的梵呗。《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载：“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中国民间流传最久、内容最长的一部的忏悔法门，就是《梁皇宝忏》,传说是梁武帝为救拔死后化为蟒蛇的郗氏皇后创设。今天寺院中最重要最盛大的佛事“水陆法会”,全名是“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
相传是梁武帝因梦中得到神僧的启示，醒后受宝志禅师的指教，再亲自批阅藏经三年所创制的，并于梁武帝天监四年第一次在馘金山寺依仪修设。
此外，小乘佛教僧尼并不绝对禁止肉食，主张可吃所谓三净肉。佛教传入中国，僧人通行小乘戒，亦允许吃肉。但一些大乘佛典都主张禁食一切肉，认为“夫食肉者断大慈种”。
梁武帝故此要求出家僧尼不仅应禁酒，而且禁食一切肉(包括“自死者”),否则将以国法、僧法处治，甚至命令朝廷郊庙不以牲畜为牺性，只能以面捏牛羊的形状代之，太医也不得以虫畜入药，织锦不许加仙人鸟兽之形。自此禁肉食成为汉传佛教的特色。
梁武帝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也有人认为，梁武帝的佛教是掺杂了大量的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儒家教义的佛教，目的是用以巩固统治、麻痹人民。但无论是功利还是虔信，梁武帝为佛教靡费无度，佞佛滥施，穷其民力，不顾民生疾苦，最终毁掉了国家根基，是值得后世记取的教训。
